杨开慧本来不会牺牲的。当时国民党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已经将释放她的条件降到了最低，只需公开登报申明同丈夫脱离夫妻关系，不再参加革命活动，做回普通小市民即可。
1930年深秋的长沙，清晨冷得刺骨。
杨开慧被押往刑场，她身上那件素色旗袍洗得发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枪响后，她倒在荒草坡上。
当时没人知道，她其实没有立刻闭上眼。
中午时分，一个叫姚楚忠的执法队员吃完饭，又被派了回去。
他后来承认，自己对着尚有气息的杨开慧，补了致命的一枪。
消息传到井冈山时，毛泽东正在看地图。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给长沙的岳母家捎去一句话：“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意思很明白，就算拿一百条命，也换不回她这一条。
杨开慧不是寻常女子。
她生在长沙板仓的书香门第，父亲杨昌济是留洋回来的学者，一心教育救国。
她两岁时父亲就出国求学，十年后才回来。
可这小女儿很争气，四岁识字，六岁能背《木兰辞》，从小就知道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改变她一生的相遇发生在1913年。
二十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成了杨昌济最欣赏的学生。
这个湘潭来的年轻人说话有见地，做事有魄力，经常来杨家谈天说地。
那时杨开慧才十二岁，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听。
她听着那些关于国家未来的讨论，眼睛越来越亮。
五年后，杨昌济要去北京大学当教授，全家北迁。
毛泽东也从师范毕业，在杨先生推荐下，到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
在北平的胡同里，毛泽东和杨开慧又见面了。
这时她已是十七岁的姑娘，读了很多书，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一起散步，聊时局，聊理想，越走越近。
1920年杨昌济病重，临终前做了两件事，把女儿托付给毛泽东，又给老友写信说“救国必先重二子”。
他说的“二子”，一个是蔡和森，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这位父亲用最后的力量，既成全了女儿，也选定了自己心中的未来。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不像样子，就是几个知己朋友聚了聚。
第二年，杨开慧就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从此她不只是毛泽东的妻子，更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战友。
毛泽东搞工运，她帮着联络；毛泽东办夜校，她帮着教书；毛泽东被通缉，她带着三个孩子东躲西藏。
1927年秋天，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这一别，谁都没料到会是永诀。
白色恐怖笼罩湖南，杨开慧带着孩子潜回板仓老家，在长沙、平江一带坚持地下工作。
三年里，她发展组织，传递情报，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夜里偷偷写下对丈夫的牵挂。
这些信她一封也没能寄出去。
1930年10月，因为叛徒出卖，杨开慧在板仓被捕。
敌人如获至宝，这可是毛泽东的妻子。
审讯室里，敌人跟她谈条件：“登报声明和毛泽东离婚，马上放你走。”
杨开慧回答得干脆：“除非海枯石烂。”
他们又把八岁的毛岸英推进牢房。
孩子吓哭了，杨开慧搂着他说：“妈妈做的事是对的，你别怕。”
这一幕，连见惯生死的狱卒都别过脸去。
最后那段日子，杨开慧其实有机会活命。
母亲向振熙赶到南京，求杨昌济的老朋友们帮忙。
蔡元培、章士钊这些名流联名施压，连国民党内部都有缓一缓的声音。
只要她低个头，命就保住了。
可她不肯，她对来劝降的叛徒说：“我无罪，自什么首？”
赴死那天是11月14日。
从监狱到识字岭刑场，长沙百姓默默站在街边。
有人认出了她，低头抹眼泪。
到了地方，执法官照例问最后还有什么话。
杨开慧望向远处青山，轻轻说：“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枪声随即响起。
多年后，毛泽东给老友的词里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
他解释过这个“骄”字：“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后来儿子请他重抄这首词，他写下的是“我失杨花”。
儿子提醒是“骄杨”，毛泽东没作声，只是眼里有了泪光。
也许在他心里，她永远是初见时那个如杨花般清秀坚韧的姑娘。
1982年，工人们修缮板仓老宅，在卧室墙缝里发现一叠发黄的纸。
那是杨开慧藏了五十多年的手稿，上面有她对丈夫的牵挂，也有她对革命的坚信。
其中一句话很平静：“说到死，我并不惧怕。”
如今去长沙县开慧镇，还能看到那座朴素的故居。
每年都有许多人来，在院里的杨树下站一会儿。
他们看的不是一座老房子，而是一个女子在生死关头，如何选择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二十九岁太短，但有一种活法，能让人被记住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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