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于今 蔡楠
阅读提示 ：本文以1988年屈武致蔡博信函为核心史料，综合运用书法鉴定学、社会网络分析与政治文化史方法，系统考察1926年于右任为蔡和森《社会进化史》题字这一历史公案。通过解构题字的物质性特征（书法笔法等）、人际网络关系（国共精英互动）及时代语境（国共合作与破裂），揭示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对立背景下采取的文化实践策略，阐释书法题签作为政治统战媒介的独特功能。作者通过研究首次提出“副文本政治学”概念，为早期中国共产党文献研究提供跨学科新范式，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思想，揭示历史统战实践与当代统战理论的深层关联，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
《社会进化史》是中共早期传播唯物史观的核心著作之一。作者蔡和森同志（1895—1931），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和工人运动领袖，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法国勤工俭学组织者、实践者之一，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担任过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是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展开剩余93%1895年3月，蔡和森出生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后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双峰。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纪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主张组织俄式共产党，以此改造中国。会后不久，他与陈独秀和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建党的紧迫性和原则，而且对建党步骤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反复建议和勉励毛泽东要在国内及早开始着手建党工作。在介绍自己正在联络同志“酝酿组织”后提出，他要在欧洲“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在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正式成立。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党组织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样，蔡和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参见《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望》北京日报2021年08月02日）。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留在党中央工作。对此，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就明确指出，蔡和森是我们党的一个创始人，他说，“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同时成立”，那里的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和蔡和森等人。蔡和森虽未参加成立大会，但他对于党的创建，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建党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在广州军政监狱，终年36岁。
毛泽东曾评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蔡和森为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作出多方面的贡献。他的革命业绩、崇高精神和伟大风范，像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上，永远铭刻在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
一、引言
《社会进化史》系统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共思想传播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其封面题字“社会进化史”五字笔力雄浑、风格近草书，却未署款识，这一细节犹如历史长河中的遗珠，引发后世学者的持续关注。
1988年，蔡和森长子蔡博致信屈武（于右任女婿、民革中央主席）求证题字归属，屈武回函确认为于右任手笔。这一事件看似简单的书法鉴定学术或历史追问，实则蕴含国共合作时期知识精英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国民党元老为何为共产党家题字？未署名的题签承载着怎样的政治妥协与启蒙共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物质文本分析与人际网络考证，深入揭示近代中国政治统战中文化媒介的独特功能，并结合新时代统战思想，探讨历史实践的理论启示。
二、纸面悬案 ：题字归属的世纪追问
（一）悬案缘起：一本未署名的“红色经典”
1922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干部高等院校，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曾与李大钊等人多次酝酿筹划，决定国共两党联合创办上海大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校长。孙中山希望上海大学办成“以贯彻吾党之主张，而尽言论之职责” 的革命学校。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作的蔡和森积极参与了上海大学的筹备工作。虽是国共合作创办，于右任放手起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先后聘请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等到校任职任教。
图：1988年，蔡和森、向警予长子蔡博致信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询问其父蔡和森所著《社会进化史》封面题字是否为岳父于右任先生手书。屈武复函确认，该题字确系于右任先生题写。本信函由蔡博小女儿蔡楠珍藏并提供，是研究蔡和森革命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实践及国共合作历史传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脉络的重要实物见证。
1923年秋，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入“社会进化史”课程讲义中，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讲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浪潮之下，分析其前途与出路。此课程之讲义后经整理为《社会进化史》一书，共15万字，1924年8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至1929年该书再版了五次。这本书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在当时颇具影响，成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也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为中国史学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部著作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被中国史学界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述”。同时，作为湘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与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中国民族简史》《简明中国通史》，亦为湖湘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其封面题字“社会进化史”未署款识，这一小小的细节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颗遗珠，引发了后世学者的诸多猜测，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疑点。
（二）蔡博的求证：革命后代的遗产整理
1988年，蔡和森长子蔡博致信屈武，询问该题字是否为其岳父于右任所作。这一求证行为背后隐含着三重深刻的追问。其一，政治默契的符号：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元老为共产党理论家题字，这一行为是否暗含着超越党派的共识？于右任时任上海大学校长（1922-1927），该校是国共合作的“红色学府”，他延聘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任教，而蔡和森之妻向警予曾任女生指导，这种特殊的人际网络为题字行为提供了可能。其二，书法鉴定的权威性：屈武作为于右任女婿，其鉴定兼具亲缘与学术双重权威。他通过比对于右任“标准草书”探索期的笔法特征（如“社”字波磔、“史”字悬针），确认题字真实性。这一过程实则为革命年代文人传统的“解码仪式”。其三，历史记忆的建构：蔡博的求证行为本身是“革命人”对父辈遗产的整理，折射出改革开放后党史研究的科学化转向。
图：1991年7月9日，蔡博拜访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楚图南，就蔡和森、向警予的革命历史资料进行专题调研。此次会面是蔡博晚年系统整理父母文献的关键环节，为蔡和森纪念馆建设提供了关键史料支撑。楚图南1919至1923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求学期间李大钊、蔡和森等革命先驱在此传播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受其影响成为我国早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1923年，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因受到通缉，暂避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楚图南曾为其提供生活物资协助。本照片由蔡博小女儿蔡楠提供，是研究蔡和森光辉一家的革命史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重要影像见证。
三、题字背后的统战密码
（一）上海大学的合作场域
1922-1927年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生动缩影。于右任作为校长，秉持 “合则两益”理念，其题字行为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隐性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于右任题字时，正值国民党二大后国共“蜜月期”，他借此表达对进步学说的认同。上海大学作为国共合作的重要平台，汇聚了众多进步人士，于右任的题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态势。
（二）墨色统战的文化策略
于右任题签具有三重重要的政治功能。首先，题字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物质载体，与毛泽东同期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形成互文。其次，国民党元老署名有助于著作在租界规避审查；借助其书法泰斗地位，提升著作的学术合法性。另外，题字隐去署名，暗示合作关系的脆弱性。1927年国共破裂后，这一记忆被刻意淡化，直至1988年屈武认证才重见天日，其显隐过程恰是国共关系的微缩史。
图：1988年，蔡和森、向警予长子蔡博与夫人宋宝英，在北京远望楼宾馆拜访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奠基人刘海粟先生，就蔡和森1919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监一事进行学术考证。据刘海粟在《艺苑》1983年第1期《忆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回忆：“五四前后，蔡元培先生曾介绍一位蔡和森先生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学监。这位蔡君年轻有为，办事认真，对同学们很和蔼……”。经蔡博与刘海粟现场比对照片，确认蔡和森任美专学监史实。此公案不仅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前蔡和森革命活动的研究空白，更印证了其早期革命思想孕育与教育实践的深度交织，是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跨领域协作、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路径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历史渊源的重要实证。
（三）统战智慧的当代启示：从历史实践到新时代思想
于右任题字这一历史实践，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原则的早期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于右任的题字行为，正是这种“全党重视、各方协同” 统战理念的微观体现——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以文化认同为纽带支持共产党理论传播；蔡和森作为共产党人，以学术使命为共识接纳跨党派合作。这种超越党派的具体实践，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统战目标一脉相承。
从历史到当下，统一战线的核心始终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于右任题字通过文化媒介消弭意识形态对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空间；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制度性安排（如政党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和价值性引领（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文化共识”升华为“政治共识”。二者共同印证了：统一战线不仅是“策略”，更是“法宝”——无论是于右任题字隐去署名的妥协智慧，还是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广泛参与，其本质都是通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于右任题签的这些政治功能，体现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文化手段在统战工作中的巧妙运用。
四、书法题签的政治语义学
（一）近代出版物的副文本政治
封面题签作为“副文本”，承载着丰富的意识形态编码。于右任的题字风格（雄浑草书）与著作内容（唯物史观）形成“革命美学”的张力，强化了文本的传播力。这种副文本与正文的相互映衬，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
（二）跨党派知识精英的共鸣
题字行为超越了主义之争，体现国共精英在启蒙话语下的共识。于右任、蔡和森共享“救亡图存”的学术使命。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不同党派的知识精英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共识，题字行为正是这种共识的一种体现。
（三）物质文化的记忆载体
题签的纸张、墨迹与流传轨迹，构成“物质性档案”。1988年屈武的回函，不仅确认了书法归属，更激活了被遮蔽的合作记忆。这些物质文化载体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和解读，能够挖掘出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五、从题字公案到精神传承的时空交织
（一）家国抉择与精神沉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承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传承“向蔡同盟”精神成为新课题。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深入宣传蔡和森、向警予的烈士事迹，并特意征求蔡畅（蔡和森妹妹、向警予挚友）的意见。此时的蔡畅面临人生重大抉择：一边是对兄嫂的深厚情感，一边是党的事业与国家发展的全局需要。她以“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高于一切”为准则，建议暂缓大规模宣传兄嫂事迹，优先挖掘整理史料，提出“要多宣传毛泽东思想，多宣传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为新中国解放牺牲的更多烈士同志”，并始终态度坚决地表示“等时机成熟，要让后人看到更完整、更真实的历史”。这一抉择，是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大局观的生动体现——正如1926年于右任题字隐去署名暗含的统战智慧，蔡畅同样以“延迟呈现”的方式，将对个体情感的珍视融入对更宏大历史真实的守护中。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蔡畅常对子女说：“你们是烈士的后代，但首先是共产党员的后代。要记住，党给我们的荣誉，是因为先辈们为党和人民牺牲了一切。” 她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蔡畅用行动证明，真正的传承并非形式化的宣扬，而是对精神内核的坚守——不是为个人荣誉，而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是追求短暂的热度，而是将建党精神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图：1983年2月13日，陈云邀请蔡博、蔡妮等人到他家中过春节，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陪同会见。照片由蔡博的小女儿蔡楠提供。
（二）代际延续与精神活化：改革开放后的传承发展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历史记忆的活化带来新契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过问蔡和森、向警予事迹宣传，支持理论学术界举办专题研讨会。这一行动也呼应了1988年屈武（于右任女婿）对《社会进化史》题字归属的权威认证——当被刻意淡化数十年的统战记忆（于右任题字隐去署名）因屈武的回函重见天日时，中央推动的研讨会进一步激活了被遮蔽的合作记忆。
从蔡畅高度重视党史党建史料的挖掘与保护，到蔡博、宋宝英夫妇承担起调研整理父母遗稿的重任，蔡妮、洪戈夫妇，刘昂、钱之光夫妇，以及李特特、蔡霖、蔡转等第二代家庭成员积极投身于相关工作中。再到第三代，李勇、蔡宁、蔡恒、蔡予、蔡楠、蔡生、蔡建、刘燕等成员继续接力。特别是李勇，充分依托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的优质学术资源，将蔡和森光辉一家所传承的珍贵史料与现代学术研究深度融合，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他们通过研究和保存党史党建史料、弘扬国史党史与红色精神、推进红色教育等一系列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并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中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家族代际间形成了“守护-沉淀-活化”的传承链条：前代以“舍小家为大家”的抉择沉淀精神内核，后代以“学术研讨+实践传播”的方式让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活力。这一过程不仅印证了“向蔡同盟”精神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的深层逻辑——以物质细节（如题字、手稿）为基，以人文关怀为翼，在代际互动中实现从“历史记忆”到“当代价值”的转化。
六、方法论启示：重构文献生成史
（一）关注副文本的意识形态编码
需关注封面、装帧等副文本的意识形态编码。例如，1930年昆仑书店版《社会进化史》删去题签，反映国共破裂后的文本净化；而1988年屈武对题字归属的认证，则是新时代对历史记忆的“再编码”。副文本作为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往往映射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逻辑——从“遮蔽”到“激活”，从“分裂”到“统一”，题签的显隐轨迹恰是统一战线 “大团结大联合” 原则的具象化表达。
（二）突破单一标签，重视文化身份互动
突破“革命者”单一标签，重视蔡和森作为理论家、于右任作为书法家的文化身份互动。不同文化身份的个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交流合作（如于右任以书法为媒支持马克思主义传播），本质上是“文化共识”向“政治共识”转化的微观实践。这种互动不仅丰富了历史叙事的维度，更揭示了统一战线“求同存异”的核心智慧——在尊重差异中凝聚共识，在交流互鉴中深化合作。
（三）重视代际传递机制
代际传递机制是历史记忆延续的关键。蔡博的求证行为、蔡畅的“舍小家为大家”抉择、家族后代对红色精神的践行，构成了“守护-沉淀-活化”的传承链条。这一链条不仅存在于蔡和森家族，更广泛体现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与追随中。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及民主党派要传承和弘扬“爱国奉献、与党同心、先忧后乐、铸魂育人、心有大我”的优良传统，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从蔡和森、于右任的跨党派合作，到新时代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种代际传递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追求，以人民福祉为根本立场。
图：1991年，蔡博和瞿秋白杨之华之女瞿独伊，右一李大钊之子李葆华。照片由蔡博的小女儿蔡楠提供。
七、结论
一方题字，半世纪悬疑，终在改革春潮中得解。屈武信函如棱镜，折射出国共合作中的人情、学理与政治；于右任笔墨间，既有“为生民立命”的士人精神，亦有超越党派的启蒙理想。蔡博等革命后代的坚守与传承，则让这一历史公案超越了单纯的“档案解密”，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生动注脚。
此案启示我们：党史党建研究需以物质细节为基，以人文关怀为翼，在“小切口”中洞察“大历史”。于右任题字公案不仅是早期统一战线的文化实践样本，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赴国难”的优良传统。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及民主党派要传承和弘扬“爱国奉献、与党同心、先忧后乐、铸魂育人、心有大我”的优良传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既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动写照。从历史到当下，从个体到政党，这种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注 ：谨以此文献给蔡和森和向警予诞辰130周年、李富春和蔡畅诞辰125周年、葛健豪诞辰160周年、蔡博诞辰101周年，并致敬蔡博与宋宝英夫妇在保存革命史料，以及弘扬国史、党史与红色精神方面的历史贡献。本文初稿写于 2025年初随笔，并在此基础上二稿修改，仅为起抛砖引玉之用。
(第一作者系《国家智库》《中国智库》总编辑、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理事长；第二作者系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孙女、蔡博的小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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